严炳洲：“三个一起 ” 协力战疫--在第十届参政党建设论坛上的交流发言
来源：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、农工党湖北省委会副主委、研究员 严炳洲 时间：2020-10-16
此时，在辛亥首义中心，曾经的大革命运动中心、一度的抗日救亡中心、全国抗疫阻击战中心，举办第十届参政党建设论坛，这表明:湖北·武汉，疫后重振，凤凰涅槃、浴火重生！怀着一颗感动、感佩、感恩的心，我代表团队从湖北社院和农工党员的视角——向大家简要汇报关于抗疫大战的体悟和管见。
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，全国进入特殊的“战时”状态。举世空前超大规模的人民战、总体战、阻击战，没有时间专门召开一次政党协商会议。中共中央坚强领导，围绕战疫总目标，快速形成统一领导、统一部署、统一指挥、统一行动的“全国一盘棋”的精心布局。在中共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后，一周内，各参政党中央都分别成立了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，迅速把准政治站位和工作定位，积极投身抗疫大战这一共同目标——并且把它作为最重要的工作。抗疫大战中，全国共有6万多名参政党成员和无党派医务工作者直接参加了一线抗疫，成为中国抗疫大战的一个缩影。在凝聚人心、凝聚共识、凝聚智慧、凝聚力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其中农工党共投入37000多人，占整全国农工党党员总数的1/5以上（在各党派中是占比最高的），在全国各参政党医务工作者投入中占一半以上。处在湖北·武汉抗疫决战之地的各民主党派省委会行动迅速。疫情期间，湖北省各民主党派、无党派人士充分发挥参政议政职能，积极助力打赢疫情防控战，献计献策1200余篇，联系协调捐款3.09亿元，计价物资3.58亿元。特别是，省8个民主党派共计2806名医护人员战斗在抗疫第一线，农工党党员占一半以上；其中，湖北农工有38名一线党员被病毒感染；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副主任、主任医师，梅仲明同志，牺牲在抗疫一线，被省政府评定为烈士。堪称是参政党及成员“不计报酬，无论生死”投身抗疫的一个典型缩影。在农工党成立90周年纪念大会上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致贺词说，“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，充分发挥医药卫生领域人才优势，向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报送疫情防控专报，广大农工党医务人员投身抗疫一线，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大爱精神和家国情怀。”
在举国同心的抗疫大考中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一同经受考验，交出了出色答卷。5月8日，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，充分肯定了各民主党派在疫情防控中作出的贡献。习近平总书记说，在抗击疫情的非常时刻，各民主党派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定不移，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、站在一起、干在一起，坚定不移地和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、风雨与共。
有学者把这种自觉行动、快速反应归结为“政治默契”。如果把这种“政治默契”作为某种结果，那么，它深深地根源于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共同理想和政治自觉。体现了对人民至上及人命关天文明理念的认同，对领导核心的维护，对人民中心的坚持，对合作初心的坚守，对万众一心聚力抗疫战略目标的认同。如此，オ会有“想在一起、站在一起、干在一起”的自觉行动和效果。如汇聚涓涓细流，集中体现在抗疫大战的出色效果、疫后经济的恢复重振、应急谋远的长短统筹、社会民意的普遍支持、实践造就的伟大抗疫精神、充分彰显的中国智慧，等等方面。中共和民主党派，在没有硝烟的“战场”上，共同维护了政治和政局的稳定有序。 从“政治——制度——激励结构——国家兴衰”的视角看，这是非常重要和具有深远意义的。
新近，美国知名公关公司爱德曼发布信任度调查显示，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的信任度高达95%，在受访国中排名第一，而美国只有48%，倒数第二。
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·罗默认为：“美国最大的失败是在一项简单的健康措施上政治两级分化。”（美国政府公开支持“群体免疫宣言”。世界卫生组织谴责群体免疫策略“不道德”）。“2020年是中国政府体制比美国更加高效的一年”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13日发布《世界经济展望报告》，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1.9%，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。该报告还预计，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.4%。
英国教授马丁·雅克赞叹：“中国制度所具有的战略性、全局性、前瞻性和对全国资源的调动能力，是其他制度无法比拟的”。动员能力，前提是有资源可以动员。中国抗疫之所以有效，不仅是因为动员能力，更在于今天中国的经济能力。列宁曾告诫：“劳动生产率，归根结底是保证新社会的制度胜利的最重要的东西。”
全球抗疫、同题大考，包括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内的中国制度优势和“中国之治”的效能，在狂风恶浪中得以充分彰显，可谓是“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”。这让西方所谓“自由世界”的政客莫名诧异。这也让国人更加全面、清醒地看到了西方所标榜的人权、民主、自由及“群体免疫”的真面目。“真正的共同体”是把共同体视为个体发展的前提条件，“也就是说，只有在共同体中，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”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，第一卷第571页）。经此一疫，我们对“同呼吸、共命运”、“荣辱与共”、“家国一体”豁然有新的更深的领悟。对自由优先与秩序优先的分歧，不应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障碍，反而应成为中西文明互鉴的基础。问题不是在自由和秩序中二选一，而是在哪个环节加强自由，在哪个环节加强秩序。（ 潘岳：战国与希腊，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较2020年06月02日 《文化纵横》）
同时，我们注意到还有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研究的相关问题。
如英国社会学家阿尔布劳表示，西方对中国最大的误解是不了解中国的政党制度，特别是不了解中国共产党。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历史经验是独一无二的，应该更加理直气壮地向世界介绍自己的政党制度。在这次抗疫的关键时刻，中共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230多个政党联合发出《世界政党关于加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的共同呼呼》。进一步在国际上讲好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故事，有助于打破世界政党政治的西方话语霸权。
又如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、关口前移的情况下,参政党如何努力做中共的“好参谋、好帮手、好同事”，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地适应这种变化？如何让伟大抗疫精神，进教材、进课堂，特别是进大脑、进人心，使之转化为多难兴邦更广泛、更深沉、更持久的力量，仍需要在教培中认真探索。这次抗疫大战，对惯性用GDP衡量发展是一次空前重大的实践校正。由此，需要我们更加注重从人民生命健康的视角，对“十四五”规划进行研究谋划。这也正是我们建言资政、凝聚共识，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健康中国建设的使命所在。
